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 (第15/24页)

心的。有许多同志为我抱不平，要写我的评传。这种不公，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。当前，文学界个别掌权的人，确实不可能公正的，因为他们不是搞文学事业的，是争权夺利的。宗派思想在他们脑子里作怪。现在对我这样公平吗？一个农民呀！只读了三年小学呀！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呀！

    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坚持写生活，如果我不挺身而出，不与《虹南作战史》他们对着干，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抓的呀！我写《金光大道》，我是写生活呀！如果说错了，我只是认为右的东西应该批判。你说那个时候，没有张金发那样的人物吗？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吗？张金发现在阴魂不散。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，中国的农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子吗？

    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歌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，没有写过一篇赞美造反派的。我写的是《一担水》《铁面无私》。我没有给几乎每星期打电话给我的《朝霞》写稿。

    我需要的是公正。只有公正，才能使经验成为真正的经验，教训成为真正的教训。建国以后，共产党培养的作家当中，写长篇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我呀！中国一个农业大国，不能不写农村呀！不应该爱护我吗？我可以写高二愣的恋爱。说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我有没有造成好的影响呢？

    我是一个蒙受了冤枉的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我的确说了错话，做了错事，但我能离开当时那个条件吗？全国作家三十五年没有一个犯错误的，唯独我犯了错误。袁水拍当了文化部副部长，也没有犯错误。我受了冤屈，我还是拼命地熟悉新生活，拼命地写作。1982年，我50岁，连发了六个中篇：《老人